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后，欧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广泛和深入，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，有的老马号书商开始购进进步书刊销售，颇受群众特别是广大学生的欢迎，尤其是济善商场东街一排排洋装书挤满店堂的“文德堂”书店，在当时很受欢迎。后来进步书刊需求量很大，经理们看准卖外来书不如自己印刷出版获利更多。于是有的书店老板自己编印一些“新潮流”书刊，内容开始有了一些进步思想。
        当时，中华书局在保定也设有分局，发行教科书的同时，还发行一些中、外畅销小说。此外，这一时期在城内马号的书店还有：宝华斋、文记书局，在天华商场。有的图书发行大户，包销中华书局、世界图书馆出版书籍，销售对象以学校、军队、机关、乡镇商贩为主，生意兴隆。
        民国时期的老马号可以说是书店、印书局林立，一片书业繁华景象。经营包括书纸、文具，书籍由书局供应，有中华书局和世界图书馆两大出版单位的各种书籍；纸张则由京、津、沪的大商号组织货源，以日本货为多。文具为国内及进口产品，经营品种齐全。这里成了老保定城内的文化专区。此时书店主要有：1．霈霖阁，地址第一楼，开业时间民国十二年(1923)，经理王金堂，资金131元，店员2人。2．明道书局，地址第一楼，开业时间民国二十三年(1934)，经理梁恒升，资金610元，店员3人。3．云生书局，地址新市场，开业时间民国二十年(1931)，经理祁云生，资金1002元，店员1人。4．文化书局，地址天华市场，开业时间民国二十年(1931)，经理赵鹤龄，资金406元，店员2人。
       昔日老马号书店的经理，只抓经营方向等大事情，一般日常业务放手交给伙计办理，随时过问情况，解决问题。保定其他行业坚持保守型，店员长袍马褂，残存封建店铺的遗风；而老马号书店职工穿着相对新潮，均可西服革履，即使学徒刚出师亦然。马号书店职工、伙计的生活待遇在保定工商户中可列上等。店内供应伙食，不收饭费，伙食标准也较高。
        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国民党政府当局经常到书店查抄进步书籍，为避风头，马号书店老板开始经营一些适合一般市民口味的唱本、诗歌、百家姓。主要是批发给农村的小贩。经营者有走村串巷的经验，进货抓得紧，销路很好。经营品种也日益趋向于一般书和古旧书，包括医学、剧本、连环画等。这个时期，老马号书店以销售京、津畅销书为主，有的经精心摸索，开始自刻木版印制小书册，渐渐技精艺熟，改刻市场紧缺的各类书籍，因印刷精良，售价低廉，大得书贩支持，不久扩大经营，与国内多家出版社挂钩，用邮局代收货款进书，使书店经营的书籍覆盖面广，种类齐全，再加经营采取小批、小卖、零售等多种方式，颇受读者和乡贩欢迎。老马号当时评书、大鼓等民间曲艺异常兴盛，书场爆满，听众观众渴望一窥评书、大鼓“书扣”的“下回分解”，反响热烈。
        书店老板们则投观众所好，引进了《三侠剑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等话本曲本，用来满足评书、大鼓爱好者们“追书”的需求，销量很好。同时，老马号一些书店也开始代售京剧、评剧、西河大鼓等的留声机黑胶唱片，其中就有保定府王艳芬、蔡宝光等人的精彩演唱片段。
        据记载，1930年代老马号书店名目如下：第一楼有霖林阁、明道、东光书局等；天华市场有文化书局（经理赵鹤龄，天华市场路东8号）、宝华斋、丰来阁等；济善商场书店有光明、正大、文德堂（经理李庆升，保定济善市场63号）、春明、成记、信记、兴华、国华、庆记等；西市场有云生书铺等。此外，马号内还有正大山房（马号南口路西）、司法书局（马号路东）、成记书局（马号西巷南头路西）、光明书局（马号西巷南头路东）、文注堂（马号路东）、博文堂、北萃文阁等。
        抗战日伪时期，老马号书店经营衰落，为求生存和解决乡村学生买书难、读书难的困局，马号书店老板以进货《识字课本》《写作入门》《学生尺牍》《珠算入门》《应酬大全》以及评书、笑话、谜语等图书，大受欢迎，不仅行销保定各县，而且京城附近以及山西都来订货。然而经营好的书店也仅能仅能维持生活而已。
        建国后，保定市新华书店根据改造私营书业的政策，“统筹兼顾，全面安排”，与马号私营书店建立了经销关系，配合出版和行政手段进行改造，使其逐步改为代销新华书店所发行的书籍，引导其走公私合营的道路。对户专营图书的夫妻店以经销的方法从品种上加以照顾，多批给畅销书，加速他们的资金周转，确保维持生活。对兼营的户，使其保持原水平，不降低图书营业额。对专营图书的小贩，逐步改造成为在国营书店领导下进行营业。
        1956年，马号内书店实行了公私合营。书籍业原户由新华书店派巡视员进行巡视检查，直接由新华书店统一加以管理。公私合营完成后，马号内书店全部退出，成为历史。